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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工作原则确定 力度、细节和时间表成关键

2008/12/11 15:08:07 [稿源:人民网] [作者:沈明高 王晶] [编辑:刘纯]
          扩大内需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发展方式的转变,改善民生问题应该与“保增长”同步推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有条件地“保增长”,而市场期待的是可操作的政策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要通过扩大内需的方式“保增长”。这次会议还为“保增长”设置了一些基本原则,即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发展方式的转变,“保增长”应该是有助于结构调整的;“保增长”与推进价格改革和继续对外开放应该并行不悖;改善民生问题应该与“保增长”的同步推进。

  从具体政策来看,这次会议确认了早前提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特别强调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这次会议是在中国经济快速下滑的当口举行的,有特殊的意义。今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外向型经济或许正面临着过去30年来最大的考验。最近两个月中,各项指标下滑之快非常罕见。工业品出厂价格(PPI)从9月的9.1%和10月的6.6%,跌至11月的2%;出口同比增长从前两个月的21.3%和19.2%,深跌至11月的-2.2%;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工业增加值10月增幅只有8.2%,并且将继续下探。

  目前,政府已经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或许会减轻未来经济放慢的速度,但短期内主要指标可能仍将继续探底。这是由于市场信心的恢复需要时间,而当前市场参与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在岁末年初,生产者和消费者更多地选择观望,信心恢复有赖于外部市场和经济的稳定,以及中国政府推出的政策的效率。

  在经济加速向下的过程中,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找到明确的政策突破口,在短期内稳定市场的信心,避免出现U字形调整,争取走出一个V字形的经济反转。

  就政策制定的程序而言,需要尽早举行人大特别会议,以预算的形式落实已经出台的“4万亿”救经济计划,并尽快明确配套政策的力度、细节和时间表。中国经济正在以非常规的速度调整着,明年上半年特别是一季度,很可能是决定未来经济走向的一个关键点。如果等到明年“两会”再安排相关细节,就有可能错过稳定经济的良机。

  从短期来看,下列政策的明晰化有助于提振市场的信心,避免经济深幅下调。

  ——首先,与宽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套,需要明确财政政策的支持力度。在“4万亿”的方案中,财政新增资金是判断这一方案对明年经济增长影响的关键点。政府应该及早向人大建议明年的财政预算安排,落实中央承担的11800亿资金中明年的资金筹措渠道,同时适度考虑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支持力度。

  尽快明确中央财政资金的好处是,可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资金安排,避免地方政府出台一些超出自身能力的计划,误导市场和投资者;有利于政府资金以外的配套资金的安排,对银行资金、企业资金和外资起到带动作用;也为企业调整生产计划,为投资者判断明年经济走向和投资安排提供指引。

  ——其次,出台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具体措施,调整的方向和力度的透明化可以改变市场预期,并将预期转变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切实行动。具体而言,所谓“战略性调整”就是要抓住这次经济放慢的机遇,实现内、外需两个市场对经济增长的平衡贡献,稳定外需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未来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内需。

  在外需稳定的基础上,内需的增长取决于消费的增长,否则投资的过快增长可能导致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从已有的政策来看,刺激消费的力度明显不如刺激投资的力度。刺激消费需要让消费者掌握更多的资源,这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政府放开对农产品价格的控制,只有当农民通过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挣了钱,才有可能在经济放慢的时候花钱,他们需求增长可以支持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稳定增长;二是通过减税的方式直接让利于消费者,中国正从温饱向小康社会过渡,城镇中等收入者的消费需求特别是对服务业的需求,可以创造供给和就业。国际经验表明,在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的重要关口,开放服务业市场,提高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无疑是经济的新增长点。在上述两个方面,需要有明确的政策方向。

  就目前而言,外需的不确定性降低了稳定外需政策的效果,稳定外需的成本也很高,同样的成本如果用于“改善民生”可能会收到更好的效果。非常规的财政政策或许可以考虑通过政府采购并补贴消费者的方式,或者政府直接向低收入城镇居民和农民发放实物券的方式,消化一部分企业的过剩产能,同时改善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现有补贴家电下乡的方式有类似的功效,但力度不够大。

  ——第三,中国需要一个从出口型或投资型经济,向消费型经济转型的政策框架,尽管这一转型需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但长期政策方向的确立,可以加强市场对未来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信心。短期之内经济虽有震荡,不会损害投资者长期“做多”中国经济的热情,而经济向下调整的时机,正是布局长期发展的最佳时机。

  价格改革是推动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从与内需相关的价格政策来看,主要投入品价格的改革都有助于加快结构调整。主要投入品分两类:一是如土地、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二是如劳动力和资金等的价格。土地收益分配的改革,如缩小政府征地范围可以直接让利于民,或者政府在土地转让、能源价格提高、增收资源税等方式增加的收入,可以为减税创造条件。增加农民收入的最有效的办法除了提高农产品价格以外,就是要加快城市化、减少农民,这需要尽快改革现在的户籍制度,使得更多农民工及其家庭融入城镇。

  在从出口型或投资型经济向消费型经济转变中,资金价格包括利率和汇率的改革是关键。宽松的货币政策如减息固然可以降低企业的财务成本,并增加即期的消费,但是,在银行储蓄仍然是居民持有金融资产的主要形式的基本国情下,减息却有可能损害消费者未来的消费能力。解决减息和增加未来消费之间的矛盾,需要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投资渠道,特别是开放债券市场,让市场力量来决定资金的价格,这一价格决定了收入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分配。因此,需要明确提出利率市场化和中国债券市场发展的目标和实现目标所需的时间。

  就像利率是决定收入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分配一样,汇率决定了资源在外需与内需之间的分配。人民币贬值可以鼓励出口,这样的出口增长却是通过补贴国外消费者的方式来实现的;反之,出口增长会受到压制,却可以较便宜地利用国外资金、以较低的价格进口产品,可以支持国内的消费增长,消费增长可以拉动投资和经济增长。

  一个市场化的汇率机制的形成,需要政府明确政策取向,如果政府的政策核心仍然是鼓励出口,市场就有可能会预期人民币会较大幅度的贬值,而如果未来的政策取向是国内消费,人民币大幅度贬值的可能性就不大。目前,市场对人民币汇率走向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是扩大人民币对美元交易的日波动幅度的极佳时机。交易波幅的放宽,可以更多地发挥市场力量在汇率形成中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一个更加市场化的汇率机制可以约束政府对汇率的干预,汇率也就很难再成为鼓励出口的工具。这样的政府自律看似限制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工具,却是人民币国际化所不可或缺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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